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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造《胜利之盾》
——保密文献纪录片《胜利之盾》拍摄初记

2019年07月25日 新闻来源:

作者满 宁 武 薇

 2014年7月9日,记者一行两人来到上海,对《胜利之盾》摄制组进行首次“探班”。巧合的是,这天是摄制组踏上拍摄之路整两个月的日子。两个月来,拍摄进展如何?拍摄过程中有哪些精彩好戏呢?

精品情结

 位于上海徐汇区的安亭宾馆独栋小楼,是《胜利之盾》摄制组的沪上大本营。

 晚10点,夜色愈浓,记者随上海市保密局徐静处长来到安亭。

 与摄制组的第一次见面,记者就目睹了一个“挑灯夜战”的场景:总编导海鹰,执行总导演王海平、余虹,制片主任孙晓萍及A、B两个摄制组成员十几个人围坐在大堂。简单介绍、寒暄后,记者静静地坐到一旁观看。

 导演助理一帧一帧地回放当天拍摄的镜头,大家来“评头论足”。不时听到总编导说“好”、“很好”、“摄影感、年代感出来了”或“这个不行”。“好”的会留下做素材,“不行”的则要NG,有时NG不止一遍,海鹰急得发火。

 白天拍摄、深夜看片“复盘”,这已成为摄制组的工作习惯,也是保证作品质量的制度化做法。

 记者赴上海前就了解到,《胜利之盾》制作团队会聚了一批在红色题材影视制作方面享誉国内的高水平主创,海鹰、余虹都曾担纲执导过大型文献纪录片《苦难辉煌》;编剧高锐娜来自甘肃省话剧院,曾参加创作《抗大,抗大》;王海平曾执导历史文献片《周恩来》;摄像师董政和余虹一起走过长征路……

 作为总编导,海鹰对大家要求很严,对自己更是如此。为写剧本,他放弃春节与亲人团聚,和撰稿们一起用6个多月时间,查阅了大量年谱、传记等文献资料。他们开玩笑说:读书读了1立方米,半吨多重。他们极看重史料的真实性,不能确证的东西一概弃之不用。他们多次与保密专家进行座谈,深度挖掘主题。拍摄期间,他们很少能睡踏实,总编导每天凌晨都会给编导组发短信,谈想法,下任务,始终充满创作激情。拍摄分A组、B组两线进行,他则“两头跑”。“起五更,爬半夜,迎朝阳,看星星”,“行万里路,吃百家饭”是摄制组工作状态的真实写照。

 为何这般跟自己也跟别人“过不去”?孙晓萍对记者揭底:“原因一是总编导非常重视这部片子,常说‘不能辜负中办领导的信任和期望,要对保密工作的历史负责’;二是他的敬业精神使然;三是工期紧。所以,每一个人都不敢稍有懈怠。”

 关于工期,记者了解到:按照常规,仅《胜利之盾》拍摄环节的工作量就需要1年时间,现在要压缩到4个月。要快还要好,殊为不易。

片场见闻

 用镜头梳理保密工作的历程,是总编导组的追求。实现这个愿望,要靠摄制组一步步的拍摄来实现。第二天,记者兵分两路,随队到现场。

 7月10日。B组原定凌晨3点15分到十六铺码头拍日出的计划取消。早晨7点30分,摄制组出发去重新调整的拍摄点——永康路(原雷米路)文安坊。这里曾是陈为人的妻子韩慧英与上级接头的地点。

 从1932年到1936年,陈为人与妻子一起克服重重困难守护中央文库,为革命作出了杰出贡献。1935年2月,文安坊秘密联络点遭国民党特务破坏,上级张唯一被捕,两天后韩慧英前去接头时也被捕。妻子久出未归,陈为人意识到危险逼近,便立即搬家,让中央文库躲过一劫。

 时空变换,物“旧”人非。借助路牌、门牌、遗址、遗物等负载的历史信息,诉说中国革命的苦难与保密工作的沧桑,是文献纪录片的特色,也是其魅力所在。作为追溯历史的一个门径,摄制组特别重视对历史旧址的拍摄。

 9点左右,烈日当头,气温达35℃。摄像师要给街口的“永康路”路牌拍一个角度特别的特写,但托举机器脚架时颇为费力,且无法固定,试了几次都不成。总编导见状连忙到路边小店借来两只板凳,把C300摄像机放上去,由4个人支撑才拍成。一个在片中一闪而过的镜头,拍摄时竟如此费力,记者从中看到的,是对精品的追求。

 拍过文安坊,摄制组立刻转移至下一个拍摄点——左翼作家联盟旧址。在路上,年轻的导演卢诗元告诉记者:每天的拍摄主题是早就确定的,剧本有一寸多厚。拍摄上的事,战略层面由总编导们负责,战术层面则由执行导演负责。卢诗元为此啃了不少大部头书,感叹“保密历史太厚重了”;做“功课”时力求严谨细致,在拍摄计划书上,他密密麻麻写满了拍摄日程、内容、地点,还画了许多草图,有标着机位、灯光、拍摄对象的平面图,也有画面构图。初次接触保密题材的他,努力尝试新的表现形式,如较多地采用拍文件、桌椅,偷窥视角或隔着玻璃拍等手法。每天,他们要拍数十个镜头,如果按1:60的片比,60分钟的素材只能剪出1分钟的播出画面。

 上海虹口区多伦路有鲁迅、茅盾、郭沫若、叶圣陶等多位名人故居,左联旧址就藏在小街深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这里是左联大本营,其盟员夏衍、冯雪峰、瞿秋白、柔石、潘汉年、张爱萍等都在此留下过足迹。

 “前年的今日,我避在客栈里,他们却是走向刑场了……”1931年1月17日,柔石等5位左联盟员在集会时被告密遭国民党当局逮捕,2月7日被秘密杀害。两年后,鲁迅甘冒风险写下了《为了忘却的记念》,悼念同志和朋友,揭露真相。

 在一块导游牌上,摄制组意外发现经典老片《永不消逝的电波》主人公李侠的原型——李白烈士故居也在附近。得到这一珍贵线索后,摄制组临机调整计划,并由王海平先行踩点勘景。

 左联旧址拍摄完毕,时间也过了正午。没时间打盹,吃午饭就当休息,摄制组随即移师李白故居。

 当年,李白冒着极大危险,克服种种困难,用秘密电台架起了上海和延安的“空中桥梁”,传送了日、美、蒋方面大量的战略情报。1949年5月7日,离上海解放仅20天,李白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杀害。

 在李白故居,摄制组两次使用“情景再现”——一种为增加文献纪录片表现力,使用演员表演的手法进行拍摄。一次是由王海平扮演李白,他戴上眼镜,穿着长袍,手提皮箱,从昏暗的旧式木楼梯走下来;另一次是由剧组人员坐在桌前按动摩尔斯密码机按键,模拟向延安发密电的情景。听着“嘀嘀嗒”的声音,看着墙上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的剧照和海报,仿佛将人带回到那个腥风血雨的年代。

 随后,摄制组又冒雨赶赴当年号称“远东第一监狱”的上海提篮桥监狱拍摄内外景,回到安亭已是晚上8点多。

 7月11日上午。上海市黄浦区南昌路48号(原陶尔斐斯路341号)大同幼稚园旧址。

 这里曾是我党于20世纪30年代初秘密建立的一处红色摇篮,曾抚育过一批革命烈士遗孤和党的领导人子女,毛岸英三兄弟、恽希仲(恽代英之子)都在其中。园长董健吾,公开身份是牧师,实际是地下党员。他顶着教会的名头,培养红色后代。顾顺章叛变后,恽代英被捕遇害,大同幼稚园的红色后代被迫各奔东西。

 摄制组请来的党史专家、黄浦区方志办主任汪志星,不仅自己到现场,还给了大家一个惊喜——把恽代英的孙女恽梅也请了过来。

 总编导一分钟也没耽误,马上给导演、摄像分配任务,转身又给汪志星、恽梅“说戏”。两个机位顷刻间部署到位,由卢诗元担任采访者,对汪志星进行采访,两人从幼稚园侧面的小巷深处一边往外走,一边述说红色摇篮的往事。此时,2楼的GoPro(运动专用摄像机)俯拍,正面用C300倒退着跟拍。

 在镜头前,恽梅用手指着一张当年保育员与幼儿们在公园的合影说:“这就是我爸爸(恽希仲)。”

 在有着80多年历史的大同幼稚园前,记者目睹了拍摄全过程,那一刻的感受有如穿越:历史是活的,血脉在传承,精神在延续。
早在A、B组开拔前,总编导就制作了一张详细的“全国拍摄地图”,把每个省、市、县的拍摄地点在图上详细标出,并注明拍摄计划,再根据各省任务制定科学的路线图,合理安排时间,提高效率。

 但当年发生在保密战线的故事太隐秘,有些只有研究当地党史、地方志的专家才知悉。摄制组在采访中只要发现新的线索、只要能打听到的地方就一定要去。

 A组到达江西的第一站——石城县时,摄制组听说附近有一座中共中央曾经的秘密“金库”,用来储备钱粮、文件和装备,当即燃起了兴趣。当地人把地点指向张坑村一个名叫“烂泥坑”的地方,在他们的带领下,摄制组来到了一座山下。

 余虹说:揣着馒头、辣椒酱,每人背着3瓶水,摄制组就这样上山了。起初大家有说有笑,爬着爬着就沉默了,还没到一半,前胸后背都已湿透,用镰刀砍几根竹子做成拐杖,艰难地继续爬。

 就这样爬了两个多小时,摄制组才“登顶”。可上去之后却发现“金库”早已坍塌,只剩半面墙还立着,遗迹已所剩无几,许多还被荒草、树木遮盖。组里的人谁都没有说话,安静的气氛难掩失望。“跟想象反差太大,我们只能用镜头客观地呈现这个事实。”导演魏政江不无遗憾地说。

 拍摄中有失落也有惊喜。“经常会遇到意想不到的东西,走得越多,看得越多,给自己的惊喜也越多。”董政充满感慨地回顾拍摄历程。

 同样是在江西。摄制组在兴国县党史办聊天时得知,这里有个“角石寨”,是第三次反“围剿”时留下的“藏金洞”。

 又是一条“计划外”线索。去,还是不去?有了上次的经历,大家变得谨慎起来。但是总编导毫不犹豫:必须要去!并迅速制定计划调集力量。

 这次“路”更难走,全靠当地村民在荒山老林里用砍刀开出一条路,曾经走过长征路的余虹走在队伍的最前头,险要处,不足半米宽的山岩,下面是立陡的悬崖,大家侧着身小心翼翼地通过。

 当登顶时,大家被角石寨巨大岩洞中当年红军构筑的城堡震撼了,连连高呼:“我们来对了!”

 只见在峭壁上巨大的凹槽中,用黄泥塑起了一座堡垒,这就是角石寨“藏金洞”。第三次反“围剿”中,红军的军需物资就集中存放在此,毛泽东的文件也存放在此,保障着反“围剿”的胜利。

 说起在陕北照金地母庙拍摄时的一次遭遇,导演助理王毅至今唏嘘不已。那里曾是刘志丹、谢子长和习仲勋秘密接头的地点,近年来人迹罕至,被野树荒草疯狂盘踞。在向导的带领下,他们要穿越一片浓密的树林,可没想到里面竟暗藏“杀机”:高处尖刺长满枝梢,低处灌木张牙舞爪,大家拼力地遮挡、躲避,却“顾此失彼”,手臂、腿上被扎得血痕累累。其实这段路程还不足20分钟,但感觉仿佛有1个小时。拍摄完毕,摄制剧组还要再走一次“荆棘路”。记者采访时提出“验伤”,大家挽起裤子时,记者看到,他们一个个伤痕醒目,而脸上却是豪迈。

 历史文献片最重要也最珍贵的就是真实再现,没有臆想的空间。要想丰富镜头语言,就必须花力气一个个寻找当年保密战线的地点。“可惜的是当年很多东西都不存在了,存在的也不一定好拍,所以每抓到一条线索,只要是确切的地方,不管它现在变成什么样,不管走多远,都是值得的。”这是摄制组的理念。

得大收获

 红色、保密、历史。从北京出发,摄制组成员重走革命路、保密路,一路拍摄,一路耳濡目染,洗涤灵魂,触动思考,对保密工作及其与中国革命相伴相生的历史有了新的更深刻的认识。

 在黄崖洞、薛家寨的拍摄令人难忘。

 黄崖洞在山西黎城县城40多公里外的太行山中,沟深路狭,易守难攻,十分隐秘。当年华北最大的八路军兵工厂就设在山沟中。1941年11月,日军偷袭黄崖洞,警卫部队扼守山门7昼夜,取得了黄崖洞保卫战的胜利。

 薛家寨位于陕西铜川市耀州区照金镇,这里重峦叠嶂,壁立千仞,相传为薛刚反唐时的藏兵之所。1932年,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凭借天险在此创建了北方第一个根据地。照金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有“南瑞金,北照金”之称。

 B组摄像师秦玉祁说:在这两个地方拍摄,感受特别深,方知道红军、八路军原来是隐蔽在这样最险要最偏僻也是最艰苦的地方,以保存自己。有了这个前提,才能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斗争,不断壮大,直到取得全国胜利。中国革命来之不易,保密工作功不可没。

 虽然剧本上有“保密工作与党的事业相伴相生”的说法,但许多摄制组成员认识仍然模糊,通过现场的直观感受,方才认识到保密工作价值如此重要、与中国革命的联系如此紧密,心里一下子就亮堂了。

 在河北,保定市阜平县保密局把他们编写的《走进阜平保密教育》提供给了摄制组。这本小册子记载了许多革命先辈可歌可泣的保密故事,特别是晋察冀边区机要科长张立(女)的悲壮故事让编导们为之动容:日寇为逼她说出八路军的行踪,将她尚在襁褓中的孩子扔进开水锅中活活煮死,而她忍住悲痛不吐一词,最后牺牲在敌人的刺刀下,年仅23岁。2005年,烈士的骨灰要迁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周边百姓自发前来送行,现场哭声一片。摄制组当即决定增加采访张立烈士的事迹。

 在上海拍摄过程中,陈为人的事迹感人至深。

 为确保中央文库安全,陈为人多次搬家,不管搬到哪里,阁楼上总有一个火炉,一年四季炉火不熄,那是为了“以防万一”。接受任务时,他和妻子就誓言:“定以生命相护,宁可放火烧楼,与文件俱焚。”妻子被捕后,他与组织失去联系,经济来源也断了,但为了中央文库的安全,他苦苦支撑。完成任务后不久,他就在贫病交加中默默逝去。摄制组成员说,了解了陈为人,才知道有一种保密叫坚守。

 潜入红色保密史的长河,思考更深刻。

 总编导说,通过拍摄、采访,大家对“什么是革命战争年代做好保密工作的保障”这一问题有了一些粗浅的认识,概括起来就是:“人民的屏障、自然的屏障、制度的屏障、信仰的屏障。”在老区,靠的是人民群众的保护、制度的执行和利用地理环境隐蔽自己,而在白区,那些在龙潭虎穴单打独斗的地下党员的身上则更彰显了信仰的力量。他们身处的环境虽然黑暗、恐怖,但心中,始终有一盏明灯。

 “无论在敌后战场,还是在龙潭虎穴,这种为信仰奋斗矢志不渝的精神,构筑了强大的心理防线,不可逾越,不可摧毁。做好保密工作,关键在信仰,根本在心防。”总编导道出了两个月来的深刻感受与思考。

 “我们要把这种感受与心得通过镜头传达给观众。”

强力保障

“各地保障工作做得真是太好了!”

 在采访过程中,摄制组成员纷纷向记者表达赞赏和感谢。这是大家对所到之处保密部门服务保障工作的中肯评价。

 5月5日,中央保密办、国家保密局召开拍摄工作协调座谈会,全国21个省区市保密局分管宣传工作的负责同志齐聚北京。会上通报了《胜利之盾》的拍摄大纲及拍摄方案,介绍了主题内容和准备情况,说明了拍摄计划和外联工作要求。与会同志回去后都积极向保密委领导作了汇报。

 5月7日,中央保密办、国家保密局《关于协助做好保密文献纪录片〈胜利之盾〉拍摄工作的通知》下发后,各级领导高度重视。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及相关领导,河北省委常委、秘书长、保密委主任景春华,陕西省委常委、秘书长、保密委主任刘小燕等都对本省地方各级以及保密系统提出要求:必须把服务保障拍摄工作,当作一项政治任务,全力以赴,确保顺利完成。

 各地纷纷召开了协调会,制定工作方案,并着手进行准备工作。有的省成立了由省委副秘书长挂帅的拍摄工作领导小组,并要求各有关市县成立相应领导机构;有的省按照摄制组在本地的拍摄计划,将整个拍摄过程进行了推演,从接站、行车路线到拍摄场地安排都制定了详细的预案;有些地方省市县局领导全程陪同,现场协调。

 5月9日,摄制组兵分两路从北京出发,A组远赴广东、福建、江西,B组走过河北、山西、陕西、重庆、四川,及至两路人马在上海会师。所到之处,当地党政部门、保密部门都投了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克服种种困难为拍摄创造条件,充分表现出了对保密工作的重视,以及保密系统高度的凝聚力、战斗力和执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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